我叫夏天,从2017年到现在,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一直跟拍江秋莲,也就是江歌母亲的摄影师。江秋莲也是我从业十几年以来,第一个拍摄的处于案件舆论中心的人物。几年间,我大概跟拍了她十几次,拍下了她辗转各地的照片。2017年12月,作为自由摄影师的我受某媒体委派,在日本东京第一次见到和拍摄江秋莲,那时江歌被杀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当庭宣判,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。在此之前,我把网上能搜集到的资料都看了一遍,包括让案件受到公众关注的节目《局面》,该节目促成了江秋莲和刘暖曦(原名刘鑫,2019年改名为刘暖曦)唯一一次会面。当时,我和江秋莲约在一个地铁站见面,她看起来很瘦也很憔悴,一直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。我能看出她心里的悲痛,但她本人让我感觉并不像报道里的那样强势,还是保持着基本的礼貌和克制。那几天,我往往只能陪着她走从住处乘地铁到法院的一小段路,我会看着她从只有我俩知晓的“秘密通道”进入到法院。据旁听庭审的媒体同行讲,她在庭审期间常常情绪崩溃,因此,基本上庭审一结束就不知道她的行踪了。后来,听她的描述,当时她曾冒出轻生的念头。“江歌案”发生后,江秋莲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,也在网络平台上表述过自己的所感所想。不少人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,但这种公众所见与现实相比只是冰山一角。出于职业本能,我一直关注着这个案子,但没和她再联络。直到2019年清明节,刘暖曦在微博上与江秋莲的互动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,我才和她重新建立了联系。据她自己的描述和我的观察,从东京回来后,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受害者,她还碰到了很多“次生伤害”:被网暴、维权路上遇到不可靠的律师、遭遇钱财诈骗……她还常常收到网民的私信,但那些一厢情愿表达“关心”的方式也带给她不少负担。这一切都已经脱离了案件本身,但反映了更多层面的社会问题,它们鲜为人知,又都集中在了这样一个因特殊事件而出了名的中年农村妇女身上。因此,记录她的命运,并试图发掘这一切背后的原因,成为了我继续跟拍她到现在的动力。平日里,我们会隔三差五通个电话,了解逐渐加深,彼此间的信任也由此建立。从有关电脑使用的问题、开网店的相关事宜,到回溯她坎坷的童年、讨论江歌案件细节,我们会聊到许多公众视野外的内容。也因此,我除了摄影师身份,也成为了她的朋友。在我看来,她的性格很固执、倔强,她的经历也很独特: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,但在父亲的陪伴下还算快乐,长大后,几段婚姻的坎坷和女儿的遇害,让痛苦和孤独伴随着她生命中大部分时刻。在相处过程中,我会尽量避免聊到她的伤心事,比如我从来不提当时案发的任何细节,不提自己节日与父母的团聚。我也了解到,她的生活状态从东京回来后开始,或者说从江歌被害之日起,就彻底发生了变化:除了处理与江歌有关的案子,她基本上都是足不出户,逢年过节也是如此;她常常有自己的主意和想法,农村老家的人也不太能完全理解她,因此能够交谈的人极少;时间对于她来说有了不同的意义,它更多是用来计算女儿离开的日子。用江秋莲自己的话说:“我是个没有自我的人,就是为了女儿而活”。江秋莲没有任何兴趣爱好,曾经,她把培养女儿当成唯一的愿望,而现在,她全部的人生规划都落空了,江秋莲现在的全部心思都落在给女儿“讨一个说法”,这似乎比“重新开始生活”更能带给她慰藉。为了给女儿讨一个说法,江秋莲一直奔波各地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,就是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。这其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案子,在决定起诉时,江秋莲手中只有一张东京对陈世峰的判决书,此案件在国内也没有值得参考的先例。除此之外,到现在为止,江秋莲还有大概7个网络侵权的案子要处理,因为她认为这些来自网民的恶意都是针对自己的女儿江歌。江秋莲曾说,等到陈世峰服刑结束,她还会继续找他追究到底。到那时候她将近70岁,而我也年过50了。可以说,江秋莲不论做什么事,或是说到什么,最后都会落回到江歌身上,并伴随着一种很深的自责情绪,甚至她觉得女儿的死都是自己的过错。与此同时,一个之前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,可以把这些诉讼推进到如此的地步,也着实令我感到惊讶。这些所有江秋莲所面临的实际困难,在我看来,如果换一个人,也许都不会走下去。在拍摄的过程中,我也学习了不少法律知识。实际上,大众争议点很大的部分,在法律上往往有另一种处理方式。比如案件十分有争议的部分,即刘暖曦是否锁门,以及如果真的锁门,是否该负法律责任,在更为专业的人士解读后,可能有着和公众期待完全不同的结果。不过,在我的观察之中,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个案子,多是出于道德层面的考量,也许也和特定的文化、社会背景也有关系。我曾在东京的法院外被日本记者采访,因为日本人不理解这个案件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,也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案件的受害者会跟一个证人产生矛盾,也就是江秋莲和刘暖曦之间的矛盾从何而来。我认为,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个案件,可能和传统观念有关,比如其实大家想探讨的问题,是为朋友挺身而出的人,在道义上应该如何被对待。甚至,对于刘暖曦的判决本身,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道德标准。有人曾跟江秋莲表示,判决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。媒体在这个事件当中也产生了略显矛盾的影响。一方面,没有媒体的关注,这个事件可能无法发展到某一个程度,从一定程度上来说,媒体帮了江秋莲。而媒体对于她也是一种负担。比如在我的照片里,除了不介意出面的律师,基本上见不到江秋莲的家人或朋友,因为江秋莲很在意这些报道是否会牵连身边的人。作为一个摄影师,考虑到报道发表会产生的影响,我也尽量做到记录事实,不加入过多个人的情绪和判断。为了平衡报道,我还尝试过在刘暖曦家附近蹲守,但没能如愿见到她本人。现在想来,我的拍摄过程中也有遗憾的地方,比如2019年10月份,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立案的当天,我因在国外,没能进行拍摄。听江秋莲后来和我的叙述,她从法院出来的一刻痛哭流涕。这一次的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,开庭本在2021年12月31日进行,因审判长突发疾病,被延迟到了2022年的1月10日。江秋莲说,她很在意这个跨年的时间点,因为这意味着她想要为女儿讨的说法又拖延了一年,心里感到愧疚。我曾经也像那些热心网友一样,劝她是否考虑重新开始,为了女儿要好好活着。江秋莲反过来跟我说:“我女儿在天之灵如果看到我活得如此痛苦,也许她也能理解我。”那一刻我突然觉得,我可能永远无法真的对她的遭遇感同身受。她对整件事情的执着,是一种个人选择。遇到这种事,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去,不是所有生活都可以重新开始。本文采访者蔡星卓,界面摄影记者。
摄影:夏天,自由摄影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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